积极调整统治政策,长孙无忌

2019-11-08 10:43 来源:未知

登位以后,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,以隋亡为鉴,善于用人和纳谏,积极调整统治政策,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局面;统治时期,继续发展生产,重用人才;前期,基本上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,,重用人才,从而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局面——“开元盛世”。从、武则天到,由“贞观之治”“武周革命”到“开元盛世”,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励精图治,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还是科技、文化、外交都达到空前的发展和强大。

文/格瓦拉同志

1.玄武门之变

中国历史上为了储位之争,很多人不惜兄弟相残,父子相逼,以至于皇宫之中刀光血影。一代明军唐太宗,也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,从而登上皇位,开创了贞观之治。 自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,李世民威望日隆,在上层统治集团中,特别是在兄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唐军进入长安前,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的地位、权力基本相同,进入长安后,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,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。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,而且手下还有一批人才,文的有房玄龄、杜如晦等,号称“十八学士”;武的有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咬金等着名勇将。太子建成知道自己威信比不上李世民,心里妒忌,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,一起排挤李世民。 建成、元吉知道唐高祖宠爱一些妃子,就经常在这些宠妃面前拍马送礼,讨她们的欢喜。李世民从来没有这样做。李世民平定东都之后,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宫里的珍宝,还为她们的亲戚谋官做,都被李世民一一拒绝了。于是,宠妃们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的好话,讲秦王的短处,唐高祖听信宠妃的话,跟李世民渐渐疏远起来。 有一次,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去喝酒,李世民喝了几盅,忽然感到肚子痛,下人把他扶回家里,他一阵疼痛,竟呕出血来。李世民心里明白,一定是建成在酒里下了毒,赶快请医服药,总算慢慢好了。 建成、元吉想害李世民,但是又怕李世民手下勇将多,真的动起手来,怕占不到便宜,于是就想先把这些勇将收买过来。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勇将尉迟敬德,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,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,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贿赂。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:“我是秦王的部下,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,对秦王三心二意,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。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。”说完,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。 李建成受到尉迟敬德的拒绝,气得要命。当天夜里,李元吉派了个杀手到尉迟敬德家去行刺。尉迟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们不会放过他,到了晚上,故意把大门打开。这个杀手确实很一般,他溜进院子,隔着窗户偷看,只见尉迟敬德斜靠在床上,身边放着丈八长矛,刺客本来知道他的名气,见他早有防备,没敢动手,偷偷地溜回去了。 建成、元吉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。那时候,突厥进犯中原,建成向唐高祖建议,让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。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帅后,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自己指挥。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,就可以放手杀害李世民。 有人把这个秘密计划报告了李世民。世民感到形势紧急,连忙找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,两人都劝李世民。李世民说:“兄弟互相残杀,总不是件体面的事。还是等他们动了手,我们再来对付他们。”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都着急起来,说如果李世民不动手,他们也不愿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。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坚决,就下了决心。 当天夜里,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了一状,诉说太子跟元吉怎么谋害他。唐高祖答应等次日一早,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,由他亲自查问。 第二天早上,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,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,只等建成、元吉进宫。李建成、李元吉上朝行至玄武门时,觉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反常,心里犯了疑,两人拨转马头,正准备回去。李世民从玄武门里骑马赶了出来,高喊说:“殿下,留步!”李元吉转过身来,拿起身边的弓箭,就想射杀李世民,但是心里一慌,连弓弦都拉不开。李世民眼明手快,射出一支箭,把李建成先射死了。紧接着,尉迟敬德带了70名骑兵一起冲了出来。,尉迟敬德一箭把李元吉也射下马来。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到玄武门出了事,全部出动,猛攻秦王府的兵士。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,一面派尉迟敬德进宫。 唐高祖正在皇宫里等着三人去朝见,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喘吁吁地冲进宫来,说:“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,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。秦王怕惊动陛下,特地派我来保驾。” 高祖这才知道外面出了事,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宰相萧踽等说:“建成、元吉本来没有什么功劳,两人妒忌秦王,施用奸计,现在秦王既然已经把他们消灭,这是好事,陛下把国事交给秦王,就没事了。” 到了这步田地,唐高祖要反对也没用了,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,宣布建成、元吉罪状,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。 玄武门之变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政变。从政治高度上来讲,这次政变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玄武门之变对于新兴的唐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,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属于力量较弱的李世民,关键在于李世民控制了玄武门,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军队攻不进玄武门,李世民控制了玄武门进而控制了皇宫,掌握了中央政府。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,早蓄夺储之心的秦王李世民,率心腹埋伏在玄武门,并在此射杀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,不久又威逼其父唐高祖退位,史称“玄武门之变”。事后论功行赏,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的功劳都排在第一等。那么,这五人在事变过程中都立下过哪些功劳?最终的结局如何?

2.房谋杜断

宰相对于一朝一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纵观中国历史,哪一个圣贤的君王旁边没有一个得力的宰相在辅佐呢?早至周武王身边的、身边的,近至时代身边的、宋神宗身边的”…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 从太原起兵,征战四方,到登上皇位,开创贞观之治,李世民本身的能力与才干有目共睹,被誉为千古明君。但同时不能不说起他的智囊团,在号称十八学士的文士智囊团中,最有名的莫过于房玄龄、杜如晦。这两人不仅在李世民统一全国、夺取皇位斗争中出谋划策,建立功勋,而且在太宗贞观朝,二人同任左右相,配合默契,同掌朝政,谋划国家大事。房玄龄多谋,杜如晦善断。两人同心计谋,传为美谈,史称“房谋杜断”。房、杜二人深得李世民信任,多方筹谋,为日后“贞观之治”局面的开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 国之重器——房玄龄 房玄龄名乔,字玄龄,后人多以字称呼他,齐州临淄人。房玄龄为人机敏,博览经史,工书善文,有“国器”的美誉。他曾经对自己的父亲说:“没有功德,仅仅是依靠着北周王室姻亲的关系才得以篡夺皇位,又不擅于为子孙后代作出长远的打算,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。”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。 后来李世民以敦煌公的身份驻扎在渭北,房玄龄便投奔到李世民麾下。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,立刻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,多随征战,“军符府檄,或驻马即办,文约理尽,初不着稿”。李世民评价房玄龄心思细密、筹划有方,虽“千里外犹对面语”。 房玄龄注意招揽人才,每次战胜敌人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,唯有房玄龄招揽人才为秦王所用。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,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,封临淄侯;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。 秦王府开设文学馆,又加授文学馆学士。房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,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。 唐太宗即位,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。在论功行赏时,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,进爵邗国公,赐实封一千三百户。贞观三年,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,监修国史,改封魏国公,行使宰相职权,在其后的近20年中,他一直连任,直至70岁病逝。 任职期间,房玄龄至忠至勤,成绩卓着,堪称能相。史书上写道:“任总百司,日日夜夜地、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,尽心竭力,不让一件事办得不合理。”,选拔人才,房玄龄十分谨慎。唐太宗曾经说过:“任免官吏是一件不可闪失的事,用对了一君子,就有许多君子慕名而来;若用一小人,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附和而来。”在这一点上,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。 他知人善任,常向太宗推荐人才,委以重任。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,名叫李大亮,房玄龄很器重他,说他为人耿直,有西汉忠臣王陵、周勃的气节,可以委以重任。不久,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。房玄龄在用人方面,既不拘一格,又不求全责备,做到扬长避短。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他也宁缺勿滥,决不做之事。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,很长时间没有人选,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“天下利害”,是“民力所系”的地方,“宁虚其位,而不以与人”。他这样做,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,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。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,对于个人的声誉,从不计较。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,他事事一概过问,不仅定期审查吏治、司法的得失优劣,甚至连宫室的营造、武库里的存储数目,他都要一一过问。史书说他“事无巨细,咸当留意”,其认真负责的精神,着实古今罕见。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,他也做得很好,虽未能像那样屡屡犯颜直谏,但也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思。其实,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,魏征曾经说过,在事必躬亲、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方面,自己比不上房玄龄。一次,唐太宗忽然问左右大臣说:“自古开国的皇帝,把皇位传给了子孙,为什么经常出现变乱呢?”房玄龄直率地说:“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,而子孙生长深宫,自幼过惯了富贵的生活,不知人间疾苦,不懂国家安危,不能磨炼意志、增长才于的缘故。”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失误,如对高丽的战争,不但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,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,在多年的战争中,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之七八。贞观二十二年,唐太宗又要用兵高丽,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,闻知此事后,立即上书太宗,并对儿子们说:“当今天下安宁,,唯有东征高丽,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。我虽不久人世,但知而不言,也会死不瞑目。”太宗览表以后,十分感动地说:“此人危笃至此,尚能忧我国家,实在是难得啊!” 房玄龄心地赤诚,胸怀宽广,团结同僚,容易与人共事,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。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,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,史书上称他“时军国多事,剖断如流,深为时辈所服”。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,每和太宗有所谋划,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,用房玄龄的话来说,就是“非如晦莫能筹之”。而杜如晦的很多观点,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。“房谋杜断”,相互补充,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,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,成为古今的佳话。 王佐之才——杜如晦 杜如晦,字克明,年少时就英俊多才,喜读书,常以风流倜傥自命。心存志节,遇事果断。隋大业年间,预选吏部,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说:“君当为国之栋梁,愿君保令德。”后来补官滏阳尉,不久就弃官而去。 唐高祖攻战京师时,秦王李世民引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。后来因秦府幕僚人数众多,便外迁了许多人,杜如晦被外迁为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房玄龄听说后,心中大惊,赶忙对李世民说:“外迁之人,皆不足惜,独杜如晦有王佐之才。如若大王终生为藩王,则迁之;如若大王欲经营四方,则非此人不可。” 李世民听后,后悔不已,对房玄龄说:“非公言之,我几乎失之交臂。”于是,上表请留府中。每次征伐,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掌帷幄机密,二人出谋定策,秦府僚属莫不叹服。天下平定之后,杜如晦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比部郎中,房玄龄为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。杜如晦封爵建平县男,兼任文学馆学士,李世民还让学士褚亮写赞词说:“建平文雅,休有光烈。怀忠履义,身立名扬。” 李世民继位之后,杜如晦封爵蔡国公,食邑三千户,别食益州一千三百户。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时,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,并摄吏部尚书之事。房玄龄、杜如晦两人执掌朝政之后,引荐贤士,罢黜不肖主人,人人各得其所,一时间朝中为之肃然。尽管这样,房玄龄、杜如晦的做法也遭到个别人的非议,监察御史陈师合就是反对者之一。他写了一篇名为《拔士论》的奏疏,指出一人不可身兼数职,意在讽刺杜如晦。唐太宗看后大怒,呵斥陈师合说:“房玄龄、杜如晦非以故旧勋臣而进,只因他们的才能能够治天下,所以朕委之以重任。你出如此言论意欲离间我君臣也,实在可恶!”于是,陈师合被贬到岭南荒蛮之地。 房玄龄、杜如晦二人为相之时,适值天下新定,朝中的典章制度都由他们二人讨论裁定。唐太宗每次与房玄龄商议大事时,房玄龄必说:“非如晦莫能筹之!”等杜如晦来到之后,房玄龄所出计谋则得到采用。之所以会如此,是因为房玄龄长于谋略,而杜如晦善于断事,二人取长补短,共同辅政,从而相得益彰。当时人们议论天下良相,必云“房杜”。

长孙无忌(594-659年),李世民的大舅哥兼心腹密友,早在唐高祖李渊在太原举兵时便前来投效,受命辅佐李世民。在李建成与李世民势若水火的情况下,长孙无忌为帮助妹夫上位,便一手导演了“玄武门之变”,由此深得李世民的器重。李世民称帝后,长孙无忌以功以亲获得重用,不仅官拜宰相,进位司空,封赵国公,还在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中名列首位,权势、名望均达人臣之极。

3、封建治世的榜样

唐太宗即位时29岁,第二年改元“贞观”,直到他死未用别的年号。唐太宗在位23年,由于他的年号是贞观,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贞观时期。他在即位之后,励精图治,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,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,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从而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。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“贞观之治”。 以“隋为鉴”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们不绝于口的话题。由隋灭亡的教训出发,唐太宗及其大臣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。尤其是唐太宗年轻时在民间生活的时间较长,许多大臣参预或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,对民间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,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与国家的利害关系的认识,有可能达到比较客观认识的程度。如唐太宗说:“可爱非君,可畏非民。天子者,有道则人推为主,无道则人弃而不用。诚可畏也。”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:“君,舟也;人,水也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这表明,唐太宗君臣对人民群众的作用有相当进步的认识。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给地主阶级的严重打击所产生的结果。 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典范,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他“任人唯贤”。他认识到,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,应当“广任贤良”,所谓“治安之本,惟在得人”。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,自己也留心观察、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,推行“任人唯贤”的路线。太宗选拔人才,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,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。他说:“吾为官择人,惟才是用。苟或不才,虽亲不用,如其有才,虽仇不弃。”如魏征,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,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,玄武门之变后,李世民不计前嫌,加以重用。魏征后来官至宰相,成为“贞观之治”的重要推动者。 唐太宗认为,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,他说“使人如器”,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。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,封德彝回答说,未见奇才异能。太宗明确指出:“所有的君王用人,都是立足当时选拔,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。并且哪个朝代没有良才,就怕找不到而错过了啊!”唐太宗用人,也不以门第为限,他任用的宰相——张亮“素寒贱”,马周“孤贫”,戴胄出身“门下录事”。太宗用人还不以华“夷”为隔,他任用的将领,如拉史那社尔、执失思力等,都是少数民族。 同时,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。他指出,君臣应“义均一体,宜协力同心,事有不妥,可极言无隐。倘君臣相疑,不能各尽肝膈,实为国之大害也”。魏征任秘书监时,有人告他谋反,太宗相信魏征不会谋反,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,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。 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,对自己臣下的性格、能力了如指掌,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才。太宗曾经对魏征说:“为官择人,不可造次。用一君子,则君子皆至;用一小人,则小人竞进矣。”正是由于唐太宗知人善任、任人唯贤,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入才。唐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,使唐王朝出现了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局面。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像于凌烟阁,长孙无忌、李孝恭、杜如晦、魏征、房玄龄、高士廉等都在其列。士庶景仰,成为美谈。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、判断是非、择善而从的君主,还能举贤任能,量才适用。只要是有才干的人,不论出身贵贱,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,都为其所用。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,任人唯贤,不避远近亲疏。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、封伦;徐世勋、秦叔宝、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,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。随后,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改造了三省六部制,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。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,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、封驳、执行相结合的原则,推行“五花判事”制度。与此同时,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,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。精简了国家机器,效率得到了提高,既节省了财政开支,又减轻了人民负担。 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古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这是唐太宗的名言。事实也正是如此,他能做到“以人为镜”,虚心听取批评意见,他虚怀若谷,从谏如流。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,而且“恐人不谏,导之使谏”,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意见。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,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,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,总是和颜悦色。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,还特别赏识,“以师友待之”。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,问题很严重,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,任其自由嫁人。贞观三年,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人军队,魏征坚决反对,他认为,如将全国的中男都去充军,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。另外,兵不在多,而在于精,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。太宗开始很不理解,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,还是收回了成命。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,多得数不胜数。许多人犯颜直谏,不仅没事,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。在当时,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。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,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,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,正如太宗自己所说的:皇帝虽是美玉,还须来自良工巧匠——臣下的“琢磨”。 在太宗的倡导下,进谏蔚然成风,不仅大臣进谏,连宫中的、徐贤妃也能进谏。而太宗纳谏的程度,远远超出了以“豁达大度,从谏如流”而着称的汉高祖。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,不仅不加责备,反而还常给予奖励。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,赏绢200匹;孙伏伽谏刑赏不当,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;魏征谏用人不当,赏绢500匹。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,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。 为了,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。他规定,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,要有谏官随同,有失便谏。后来,太宗下诏“宰相人内平章国计,必使谏官随入,预闻政事”,参与讨论。太宗还规定,五品以上京官,要轮流到宫中值宿,以便皇帝召见,询问外间事务,了解民间疾苦,以及政事得失,使下情得以上达。另外,太宗还建立了“五花判事”制度。所谓“五花判事”,就是对于军国大事,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,各署其名。唐朝制度,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,交给中书舍人草诏,舍人五员各执所见,各书一诏,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。因此出来的诏令,很少出现错误。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,可以说,与他能够知人善任、兼听纳谏关系极大。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,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,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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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救时宰相

姚崇,本名元崇,字元之。后为避唐玄宗开元年号,改名为崇。天授年间,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,重用酷吏,时任司刑丞的姚崇持法公正,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,颇有贤名。武则天去世后,唐中宗复位。但是中宗无能,他的妻子韦后掌握政权,重用武三思,朝纲大乱。景龙四年,中宗被其妻女杀害,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起兵杀了韦后,拥戴其父相王李旦登基,是为睿宗。过了两年,睿宗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,这就是唐玄宗。 玄宗登基时,唐朝刚刚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,急需一位能干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,玄宗就想到了姚崇,于是秘密召姚崇来商量天下大事,并有意要姚崇出任宰相。姚崇并不立即跪拜谢恩,玄宗觉得奇怪,就问:“卿有什么不满意吗?”姚崇跪奏:“臣有十件事情上奏,如果陛下不答应,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。”玄宗说:“你说说看。”于是姚崇一口气把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,一一陈述,这些同样也都是玄宗觉得应该注意的地方,两人政见相投,姚崇当即拜相。 姚崇精于吏道,处事果敢。他为相后以“十事”做为施政的纲领,辅佐玄宗,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:引荐贤者,裁汰冗员;抑权贵,黜罢不肖,使官吏各尽其职,改变了过去“宰相十几人,台省要职不可数”的情况,出现了“天子责成于下,而权归于上”的局面。 开元二年,玄宗下令从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,到地方任都督、刺史,又从都督、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入朝做官,进行交流,并将此做为一种制度,坚持下去。针对官场腐败、请托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,姚崇辅佐玄宗整顿吏治。 开元二年,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,要求把他府上的阎楚由录事,玄宗已同意,姚崇坚决反对,上书皇帝,指出量才授官的权力应归属官吏任用部门,反对因亲故之恩就得以升官晋爵,覆前朝冗官泛滥之辙,扰乱国家法纪,玄宗只好收回成命。他公正无私,重视法纪。他有两个儿子在洛阳“通宾客馈遗”,依恃姚崇在恩于分管东都官员任选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魏知古,“凭旧请托”。魏知古向玄宗密奏此事。一天,玄宗装做不在意地问姚崇:“卿子才性如何?今何官也?”姚崇很坦率地介绍两个儿子的情况,指出他们“为人多欲而寡慎,是必以事干魏知古”,玄宗见他坦诚无私,想斥逐魏知古。姚崇说:“臣子无状,挠陛下法,而逐知古,外必谓陛下私臣。”玄宗遂止。姚崇这种识大体、重人才、不因私害公的精神,很受大家拥护。这两件事对朝野震动很大,请托之风有所收敛。姚崇“屡以奢糜为谏”,开元二年,唐玄宗下令,将内宫金银玩器“销毁”,珠玉锦绣“焚于殿前”。 姚崇精于吏道,处事明敏。有次,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,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,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不及崇,凡事推而不专。姚崇假满复出后,只一会儿,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。紫微舍人齐浣称姚崇为“救时之相”,称卢怀慎为“伴食之相”。 开元初,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。蝗虫飞来如云翳日,所落之处苗草罄尽,先朝也曾时遇蝗灾,往往造成赤地千里,横尸遍野的情景,以致物价飞腾,政局动荡。姚崇对此十分关注,力主召郡县及时捕杀。“伴食宰相”卢怀慎认为蝗不可捕,捕则有伤“和气”,恐致灾祸。今日看来,这种迷信实属荒唐可笑,但在当时,这种思想却很普遍而顽固。姚崇据理驳辩,慨然质问卢怀慎:“我真不明白,你那么害怕蝗虫,怎么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呢?”卢怀慎无言以对,同意捕杀蝗虫。 开元四年,山东地方蝗害严重,汴州刺史倪若水却上书拒捕,还说:“蝗乃天灾,人力怎能捕灭?朝廷只要行德政,灾害自然消止……”姚宗立即写信斥责他:“依你的道理,假若地方长官好,实行德政,飞蝗也就不会入境了;你那里蝗虫为害,那不就是你这长官无德吗?”倪若水被质问得十分尴尬,再也不敢抗命了。仅汴州一地,就捕杀蝗虫十四万石。官府为奖励治蝗,规定:捕蝗一斗,奖粮一斗,捕蝗一石,奖粮一石。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,因而尽管连年蝗灾,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。 开元五年,因关中收成不好,为转运粮食,唐玄宗计划东巡洛阳。不巧,临行前太庙房屋倒塌,宋等朝臣认为不吉利,劝阻玄宗东巡。玄宗召询姚崇,姚崇认为房屋年久失修而倒塌,和出巡是自然巧合,没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。他说:“天子以四海为家,陛下因关中收成不好,为转运粮食才到东都去的,况且东都各部门已做好供应计划,切不可失信于天下,陛下应按原计划出发”,深合玄宗心意。玄宗车驾按期分赴东都。 姚崇为政清明,奖掖后进,具有举贤荐能之美德。长安四年,朝廷命姚崇举贤,他立即推荐张柬之为相。他说:“张柬之深厚有谋,能断大事,其人老矣,惟亟用之。”即日召见,拜同风阁鸾台平章事,进凤阁侍郎。后来,张柬之诛杀张易之兄弟,迎中宗复位,立有殊功。开元四年,姚崇因过失和年老,又举荐比他小十六岁的宋代其宰相职务。宋也是唐朝有名的良相。他为人刚直不阿,敢于犯颜直谏,为相坚持正道,刑当无私,敢于选贤任能,使官吏各尽其职。宋得到唐玄崇重用后,继续推行姚崇的政治路线,使唐朝这时出现了政治安定、经济发展,史称“开元盛世”,而这一切,与玄宗重用精明干练的姚崇,宋关系很大,故史曰:“姚相继为朝,崇善变事务,守法持正,二人志操不同,然协力辅佐,使赋役宽平,刑罚清省,百姓富庶。唐时贤相,前有房,后有姚、宋,他人莫道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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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孙无忌

永利电子游戏网址,唐太宗驾崩后,长孙无忌以顾命大臣的身份,辅佐亲外甥唐高宗,多年专断朝政。随着长孙无忌越来越独断专行,唐高宗与他之间的矛盾日深,最终在废黜王皇后、册立武则天的事情上走向决裂。显庆四年,长孙无忌遭到武则天心腹许敬宗的诬陷,先是被罢官流放,不久又被逼自杀,终年64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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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玄龄,出身官宦世家,在隋朝官至羽骑尉、隰城县尉。唐高宗夺取关中后,房玄龄加入李世民的幕府,一直掌管军谋大事,并负责管理文牍、推荐人才,被时人视为李世民的头号谋士。“玄武门之变”前,房玄龄力劝李世民尽早行动,并与杜如晦一起献上相应的计策,而正是这些计策帮助他成功地杀死李建成、李元吉,并夺得太子之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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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玄龄

唐太宗在位期间,房玄龄深受重用,最终官至宰相,进位司空,封梁国公。房玄龄执掌朝政长达20年之久,期间孜孜奉国、知无不为,帮助唐太宗奠定“贞观之治”的基础,功劳如何强调都不为过。贞观二十二年七月,房玄龄因病去世,终年70岁。房玄龄死后,唐太宗下令厚葬,追赠其为太尉,并准许陪葬昭陵,可谓备极荣哀。

杜如晦,隋朝工部尚书杜果之孙,仕隋官至滏阳县尉。唐高宗夺取关中后,杜如晦加入李世民的幕府,随其平定薛仁杲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势力,有运筹帷幄之大功。“玄武门之变”时,杜如晦联合房玄龄献计献策,成功地帮助后者夺得储位。唐太宗即位后,进拜杜如晦为宰相,封蔡国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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